摘要:中国占典家具的艺术语A样态，首先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其次才体现出家具物性的本质特征。这种基于物质表层结构和民族传统文化深层结构双向语汇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超越于家具自身物性之上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启喻性和行为规范的教化作用，形成有别于西方占典家具的独特艺术风格，成为川_界艺苑中无与伦比的奇葩，对}日_界家具艺术产生穿越时空的影响。观照占典家具艺术的文化特征，是占典家具审关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占典家具;传统文化;儒家学说

以明式家具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家具，以其科学合理的结构、舒展挺秀的线条、古雅的用材、装饰相宜的素雅与端庄以及质朴简洁的造型风格样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典型代表。古典家具造型风格的演变，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由孕育到成熟的发展历程。
这不仅是人类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发展进步的指示物，而目_也是中国建筑艺术、工艺美术发展史中无比瑰丽的辉煌篇章，凝结着历史进程中的社会成因和人类生命的意志，有着极其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同时也表现出古代匠师们善于观察自然，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蕴和按照工艺美术造型原则，加以提炼和变形的卓越能力和聪明才智，以及不同时期的文化观念与审美风范。
一、夏商周时期家具的政治、伦理色彩为古典家具
        的艺术表现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夏商周是我国古典家具的萌发期，这一时期家具艺术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超越于家具物性之上的政治和伦理色彩，具有鲜明的原始宗教意识和礼器特征，为其后古典家具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艺术表现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夏商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和成熟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这一时期，信奉天命神权的宗教世界观占统治地位，人们崇天而信鬼神，君主也以天了自命。《尚书·召浩》就有“有夏服(受)天命”的记载，河南堰师二里头发现的大型宫殿遗址，被推测是当时举行册名典礼、商议军国大事、举办外交盟会的宗庙遗存。殷人凡事都要用占卜的方法去征询神意，并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神的儿了，将祖宗神与天神合而为一，卜辞中就有“乙保黍年”的记载。西周的统治者继承了前人天地崇拜的观念，他们宣称是受上帝之命而替代商土朝的。他们认为，由于他们善于治理国家，因而上帝很高兴，就命令周文土灭掉殷，代替殷接受上帝赐予的大命，来统治他的国家及其臣民。不过天的授命不是固定不变的，这要看人问的了孙们的行为能否得到天眷。而“皇天上帝，改厥元了”(《尚书·康i}>))的根本原因，则是由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天·泰誓;)。可见商的天神是商所独有的神，而周的天神不是周所独有，而是超越于部落和土朝之上。这样周人把祖宗神和天神区分开来，这是一种创新。周所形成的系统天命论，在政治上主张秉承天命、顺应天意，建立以宗法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体系一一周礼。它表现在肯定社会血缘关系和遵守其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上。《礼记》中说:“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周天了是一国之主，又是最高的宗族之土和最大的家长。与殷商
统治者不同，周的统治者无需某种神秘的力量和过多的武力威胁，只要强调尊祖敬宗的观念，维持好社会的伦理等级关系，就足以稳定政治统治政权了。在具体实践中，周的统治者具有敬德保民的意识，看到了人的作用，把重民意高于重天命。在这一理论原则指导下，统治者对民实行“敬德”“明德”和孝梯”的)}I育。《诗·大雅·卷阿》在论述“德”“孝”的关系时说“有孝有德”，这种置孝于德之前的观念，强调了人的因素，进而否定殷代传统的天命论，成为后来老了“道”和孔了“仁”思想的基石。
    夏商周所形成天地崇拜的宗教意识，使其家具成为人与神沟通或显示土权显赫的工具，带有浓厚神秘的宗教色彩。
    《韩非了·十过》曾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林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缓帛为茵，蒋席颇缘，筋酌有彩而蹲姐有饰。”《墨了·耕注》有夏启铸九鼎成为传国宝器的记载。山西襄汾陶尔遗址出土的大量彩绘木器，证实了夏时已有木和青铜祭器制作的传统。殷商时期的礼器，‘常见以石材和青铜材料制作的鼎和姐，其造型古朴庄重，装饰多采用对称式构图，纹样以霎臀纹和夔纹为主，艺术风格威严而狞厉，是殷商文化天地崇拜和崇尚征服力的写照。周代家具因用于周礼而减弱了殷商家具特有的神秘压抑和恐怖之感，在造型和装饰上形成一种明朗、雅致而规矩的艺术风格，同时出现了严格的等级秩序。《礼记》曰:“姐豆牲体，存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对姐的使用记载更为详细，因姐为载牲之器，故常与鼎配套，目_为奇数。天了诸侯之礼应有大牢九鼎九姐，卿或上大夫之礼七鼎七姐，下
大夫五鼎五姐，士礼三鼎三姐。席地坐是当时的主要起居方式，西周的统治者还根据席的优劣和装饰特点规定了严格的“五席”制度。《周礼·司儿筵》:“掌五儿，五席之各物，辩其用与其位。”色彩的运用也要符合礼制，《春秋·谷梁传》有‘‘天了丹，诸侯黝;_-_，大夫苍”的记述。可见周代的家具从材质、装饰到色彩都要严格按照等级与名分行事，不可僧越礼制。
    这种家具文化的天事和人事制度特征，对其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家具艺术的演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氛围为古典家具艺术的
      多元化表现提供了创作的思想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神学意识的没落和学术思想及人性的自由解放，使家具逐渐摆脱礼器形制而走向日用。传统文化的孕育滋生，为古典家具艺术的多元化表现提供了创作的思想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雏形期，奴隶制的社会制度出现了动摇的趋势，贵族垄断学术文化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诸了蜂起、白一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儒法人道显赫，道墨天道昭著，人们共同关注现实和社会人生问题，各种学说在相互吸收、渗透中发展。商周时期象征土权神授的祭器和礼器，随着传统典制的消亡，宗教观念的迅速褪色而结束了特定的文化使命。
    这个时期的家具所表现的理性和人问意趣日见蔓延，艺术风格一改先前的神秘和沉重，出现了精雕细琢、镂金错彩、奢侈豪华的气象。装饰特点集绘画、雕刻于一身，采用自然景观，植物图案，想像吉兽为表现主题，用象征联想来表达理性与浪漫的觉醒和交织、折射出崇尚自然之美和浪漫主义的情调。河南浙川下尔2号春秋楚墓出土的青铜姐，湖南常德德山M 25出土的束腰漆儿，战国“错金银龙凤鹿方案”等家具中已透出轻巧灵秀、曲折圆润之气。造型寓变化于简练之中，栩栩如生的装饰纹样和动物造型，既强调家具的装饰效果，又成为整个造型、功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时期的家具艺术初步完成了由神秘到现实、由图腾符号为主题向以自然图案为主题的有趣转换，为后世古典家具艺术开拓出“顺物自然”和浪漫主义情调的广阔空问。
三、儒学成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使古典家具艺术找到了永恒表现的主题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地位，成为统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析学思想，使古典家具艺术找到了永恒表现的主题。
    秦汉以后，封建社会的经济、官僚、家庭、文化教育制度及伦理规范，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趋于完善。汉武帝罢黯白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学说在中国社会的正统地位，及至宋明，理学勃兴，儒、释、道三教合流，建立了以“理”为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使儒家学说进一步强化并走向析学化。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理。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温柔敦厚、文质彬彬、崇古唯上、忠君道义成为人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的理想人格。从孔了的“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到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再到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儒家学说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不为己利而为道义的仁人君了，使重传统、忠君主、遵上级、讲操行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的做人准则和衡量是非的标尺。
    家具艺术在人体性与礼的交织中，更加关注社会精神文明的描述。如东汉以后，屏风就被文人赋予了某种人格而变成一种文化。后汉李尤《屏风铭》中说道:“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癖风雅，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屏风成为儒家道德伦理的化身。在文人的参与下，这种由儒学理论形态不断发展深化，而导致家具艺术在物性质量尽美和脱离人体功效实用价值对心理时空意境的尽美追求两个方向不断延仲。如椅了靠背与坐面绝多呈900，坐起来省力却不尽舒服，容人的虚空问只能使坐者直身端坐。公开场合“宽袍大袖”的正人君了“正襟危坐”，更显“行得稳，坐得正”的君了风度和品行。家具造型多取直线，方方正正，似有“无规矩不成方圆”的意味。其装饰题材也多取吉祥如意、忠孝节义之意，哪些充满活力和动势的山水花鸟、人物故事、神话传说，只能被寄寓在以表现礼制法规、伦理道德的沉静结构之中，成为结构化的装饰，自然情感和人性欲求只能得到问接性的渲染。这正是“以理节情”和“情理交融”的内省文化精神的艺术体现，人们从中感受到的是超然物外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的规范。

四、异质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为古典家具的完形
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保障
    异质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融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古典家具的样式和艺术表现形态。为古典家具的完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和技术保障。
    西汉以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三白余年的战乱和政权的频繁更迭，社会动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人民生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异质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中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安贫乐道、顺应天势及道家无为不争、安时处顺的经世态度，为乱世中的人们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加之统治者的提倡，兴建佛尔，营造石窟，描绘壁画成为社会艺术创造的主流，“南朝四白八十尔，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民族迁徙，尤以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使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礼制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合礼制的“虏俗”开始流行。胡床、椅了、方凳、圆凳等高型坐具的传入，改变了传统席地坐的起居方式，并成为家具的主流。莲花纹、卷草纹、火焰纹、匕天等与佛教有关的纹样成为家具装饰题材，与佛教建筑、造像有关的某些要素如石窟券洞、基座等与传统家具的壶门结构融合，沉淀出古典家具尤其是明式家具特有的腿部外轮廓曲线及束腰装饰形。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城市的繁荣和海禁的开放，为家具艺术风格走向成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和技术保障。出自热带南亚地区的名贵珍木，其质地细腻温润，色泽优雅而斑纹华美。匠师们在制作中尽可能地保持这种天然肌理的品质，加之其华美的细部雕刻，与沉稳的结构一道恰当地表现出文质相兼的审美趣味，显示出“不事雕琢，天然成趣”的老庄质朴之美和儒家的“君了”品质。

    中国古典家具历经先秦的质朴浑厚，春秋秦汉的浪漫神奇，两晋南北朝的婉雅秀逸，隋唐的华丽润妍和宋元的简洁隽秀，最终沉淀出质朴简练、古雅精丽的明式风格。家具艺术语言样态的演化，首先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其次才体现出家具物性的本质特征。这种基于物质表层结构和民族传统文化深层结构双向语汇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超越于家具自身物性之上的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启喻性和行为规
范的教化作用，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古典家具的独特艺术风格。我们从中解读到以中国古代析学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对异质文化兼容并蓄的宽阔襟怀;同时，强烈地感悟到古代匠师群体艺术思维的火花，撞击理性情感的积蓄和自然表达，穿透物性表面而显现出深邃的文化精神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