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上看,“中国”和“西方”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前者是一个具体的国度,而后者则是一个方位。一般应该是“中国”与“法国”或“意大利”的文化比较,或者是“东方”与“西方”文化的比较才合逻辑。那么,为什么要把这样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呢?因为这里的“西方”是与后面的“服饰文化”紧密相连的一个概念,即“西方服饰文化”,是指以地中海文明为基础,欧洲中世纪以来发展形成的基督教文化圈中的服饰文化。本课题就是把这个对当今世界服饰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服饰文化同以黄河文明为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圈中的服饰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这里排除了伊斯兰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
东西方服饰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相对独立的社会环境中,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服饰体系。时至今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世界经济贸易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同质化。服饰潮流也在这一大趋势下日益“趋同”。西方人对中国这条东方巨龙的崛起刮目相看,尤其是西方的服装设计师在推出的新作当中不断导入中国服饰文化元素。透过这些表象,不禁引起人们一连串的深思:中国服饰文化与西方服饰文化到底有哪些不同?这两种文化有无相似或相同的地方?未来中国人的服饰将以“国际化”的西方服饰文化为主流,还是以中国本土的服饰文化为主流?或是两者的融合?
要弄清这些问题,恐怕只有在对这两种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各自的性格特征和发展变迁过程,从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才能得到答案。
一、 中西方服饰文化的特征概述
要想比较中西方服饰文化的区别,就应先弄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特征。
1.中、西方文化的特征
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文明,是在一个相对固定而且封闭的地域环境中发展形成的.自古以来,儒家思想、道家哲学、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文化都曾在这块热土上相互碰撞、交流和融会贯通,共同形成了以含蓄、包容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加上漫长的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统治,构筑起高度发达的文化体系。
与此相对,西方文化是以围绕着地中海的北非的尼罗河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以及南欧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为基础,经过来自北方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而形成的。 西欧诸国经过在中世纪的发展和拜占庭文化的滋养,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从而形成与远东的中国完全不同的基督教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生存着众多的种族,存在着性格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一种跃动的、积极进取的性格特色。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前者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域环境中发展繁荣起来的,具有相对单一而鲜明的个性特色,属个体发生性质;后者则跨越亚、非、欧三大洲,在一个广阔的地域环境中,由多种文明相互混合,交替支配和影响,伴随着民族的迁徙、文化的移动而形成的,具有混合性特色,属系统发生性质。
2. 中、西方服饰文化特性
在上述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服饰文化,必然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⑴ 不同的衣料文化
脱离饮血茹毛的原始社会后,人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创造出不同的衣料文化。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利用葛、亚麻、苎麻等植物纤维和羊毛等动物纤维来织布,而且早在6900年前,就已经开始养蚕织丝。丝绸是中国人对人类衣生活的一大贡献,离开高雅的丝绸就无从谈起。
与中国发达的丝绸文化相比,古埃及则主要是亚麻文化,两河流域主要是羊毛文化,印度是棉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和古罗马在衣料方面没有什么创举,是对地中海沿岸的上古文明的继承,即亚麻文化与羊毛文化兼而有之。而对于丝绸,虽然早在公元前,古罗马就通过丝绸之路领略了来自远东的丝绸的风采,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古罗马人始终无法弄明白这美丽织物的奥秘。一直到公元552年,拜占庭帝国派遣两位懂中国话的传教士到中国,才弄清丝绸的秘密,一个世纪以后,在拜占庭才织出丝绸来,而欧洲人自己能织出丝绸,要到13-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
⑵ 不同的服装功能意识
对于服装的功能,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认识和侧重点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重视服装的社会伦理功能.不仅仅把穿衣局限于保暖或装饰的功能,而更加关注的是其“治国安天下”的社会伦理功能。从夏、商到周朝,随着服饰礼仪制度的完善,这种观念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用穿戴装束来统一人的思想,不厌其烦地反复修订服饰制度,以此来规范各阶层人的行为,来“治国安邦”。
罗可可时期女装
西方在这方面就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虽然古罗马人也曾十分重视衣服对于身份的表示,封建时代也曾不断推出各种服饰禁令,但大多是一些奢侈禁令,很少有像中国人这样充分地把服装的社会功能发挥到极致的,而更多注重的是服装的财富价值和审美功能。
⑶ 不同的着装观念
在着装观念上,中国人和西方人相比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别。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对服装的社会伦理功能的重视,中国人穿衣始终保持着一种东方式的矜持,对肌肤严密地包藏和掩蔽,中国服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一种“包”的文化,既不能“显露”体形,更不能随便“裸露”肌肤。衣服与人体之间保持着一个宽大的空间,这促使衣服在造型上变化相对较为平稳,很少有大的起伏,而在表面装饰上,在纹样、色彩的象征意义上,在衣料质地和装饰手段的开发等方面得以发展;后者使中国的衣服始终保持着严谨的造型,除魏晋时期的部分男装(如“竹林七贤”)和盛唐时期的贵族女装外,一般很少有裸露肌肤的表现。
与此相对,西方的服装则不同,除了中世纪受基督教的影响,出现了否定人的存在,否定人体美的表现这种特殊时期外,无论是古代的“宽衣”文化,还是文艺复兴以来的“窄衣”文化,西方的衣服都非常写实地,甚至是夸张地表现人的体形,尤其是自中世纪末期的“哥特式”时代以来,更是十分“露骨”地“强化”男女两性在体形上的性别特征,不仅想方设法来“显露”两性这种外形特征,而且不断地扩大裸露的面积和部位(尤其是女装)。在“显露”方面,还创造出一系列“补强”的手段。这种方式促使西方的服装在造型上起伏很大,在衣服结构上出现许多人为的创造性。
⑷ 不同的着装方式
从着装方式上看,中西方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文艺复兴时期女装
中国的衣服自古以来就以上衣下裳为特征,前开前合,多用带子固定衣服,穿脱方便;而西方的衣服则从披挂式到贯头式,再到前开式,形式多样。多用饰针或扣子固定衣服(尽管西方的扣子是从亚洲学来的),形成一套较为复杂的穿着技巧。尤其是贯头式的穿法,在中国服装史上很少看到,而在西方,这种着装方式却十分发达,从古埃及的“丘尼克”(Tunic),到古罗马的“丘尼卡”(Tunica)和拜占庭的“达尔玛提卡”(Dalmatica),再到中世纪的“布里奥”(Bliaut),以及后来的各种“罗布”(Robe),几乎都是贯头式的。现代女装中非常发达的一个品种——连衣裙,也以贯头式的为多,或者说最正统的连衣裙还是贯头式的。而中国虽然早在公元前的春秋时就出现上下连属的“深衣”,但那从一开始就是前开前合式的,后来的各种袍、衫,也都是前开式的。现在人们穿的前开的西式衬衣,过去也是贯头穿的,真正的前开式衬衣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
另外,披挂式衣服在西方也十分发达,而在中国,这种穿着方式出现较晚,大约是随着佛教一起从印度传来的,到现在也还局限于僧人的袈裟。古希腊的“希顿”(Chiton)和“希玛纯”(Himation)、古罗马的“托加”(Toga),这些用一块布披挂在身上的衣服,强调披挂时形成的优美的垂褶效果,这也形成了区别于中国传统服装形态和着装方式的一种独特类型。西方的“宽衣”与中国的“宽衣”,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在观念上、效果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⑸ 不同的变迁过程
从服装文化的变迁过程上看,中国与西方也完全不一样。
中国人“尊祖”的观念十分浓厚,历朝历代虽然都有服饰革新,改朝换代首先要“易服”,不断地修订服饰制度,把服装“治理国家,维护统治”的社会功能看得很重,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祖先遗制,特别是对“周礼”(周朝的冠服制度)极为尊崇。在五千年的服装史中,虽然多次受到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甚至像元朝和清朝那样,被少数民族统治,但中原的汉民族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博的胸怀,不断吸纳异文化或异域文化之精华,不断丰富和发展,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其内在原因恐怕与中国较早进入封建社会,又较晚脱离封建社会有关。这使整个中国服装史的演变过程基本上沿着一条线发展,这条线就是“保守着前开前合、含蓄宽松的直线裁剪的宽衣文化形态”,其造型、结构上起伏不大,个性十分鲜明。进入20世纪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伴随着反帝、反封建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先是被动地,后来又主动地接纳西方服饰文化“与国际接轨”,形成现代这种“国际化”的服饰文化。
西方服装的变迁过程可归纳为从古代的“宽衣”,经中世纪过渡到文艺复兴以后“窄衣”文化的发展这样一个明显的大起大落。这与主宰西方服装文化的民族之变动,文化中心之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古代的“宽衣文化”,是指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诸文明所创造的服装文化。其经典即古希腊、古罗马的服饰文化。这是西方的“古典”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础。从服装上看,那是“一块布的艺术”,是披挂式和贯头式结构的经典。同样是“宽衣”,但与中国相比,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完全不同。
进入20世纪,西方人一方面通过殖民运动向外扩张,把西方的窄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同时,也受到世界其他文化的冲击,尤其是来自东方的直线裁剪的宽衣文化的冲击,于是,又出现对“非构筑式的追求”——解构主义倾向。东西方文化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共同形成各种国际化的潮流。
二、 中西方服饰文化的共同点
尽管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各自的地域环境中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创造了不同的服饰文化。但是,作为共同居住在一个地球上的人类,面对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生存问题,其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也具有同样或类似的阶段性。表现在服饰文化方面,除了上述诸多相异之处外,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这在服饰变迁的规律上被总结为“无缘类同的规律”(见《服装学概论》第五章)。
1.服装的社会功能
服装是人对自身形体的一种包装、装扮和装饰行为,包括直接对肉体进行装饰加工的“裸态装身”和用自身以外的材料对肉体进行装饰的“覆盖装身”。前者又包括彩色画身(或称作“人体彩绘”)、文身(刺青、瘢痕)和各种人体变形;后者则指各种衣物对人的装点。这样的行为在地球上只有人类才有,这是人类在自身的进化过程中,尤其是在群居过程中为了完成一定的社会角色而创造的。因此,服装从一开始具有生理防护功能的同时,就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
人们通过服饰这种人体的外包装物向社会传达各种信息,如穿衣者的社会所属、阶层、等级、富有程度、文化水平、审美趣味等。用服饰的象征、标识作用来区分不同社会集团或社会阶层,规范社会集团组织体内部的社会分工和责任这一点,中国和西方是一样的。
2. 服装的装饰审美功能
服装的装饰审美功能是人类穿衣行为的原动力之一。这种美化自身的原动力又可追溯到人类两性相互取悦、相互吸引这种最为原始而又是永恒的生理、心理方面的社会需求。
“人为悦己者容”,就是说人装饰美化自己就是为了取悦于自己喜欢的异性。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各国,人同此心。尤其是同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更是以同样的心态在不懈地为悦己者做美化自己的努力。这种美化的标准因文化形态、时代、地域环境、风土及生活习惯而不同。如西方人非常现实地(或写实地)把体现女性美的部位锁定在纤腰和丰臀上,而中国人则把目光专注于女性的纤足上。 3. 服装的容仪功能
服装的容仪功能是其象征、标识功能的延伸,这种功能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规范行为的重要作用。把服饰看作一个人能否立足于社会的大事。自古以来,中国人在自己创造的文化形态当中,形成了一系列伦理规范、着装规范和行为规范,正是这些规范,限制、制约并塑造着中国人的形象和生活方式。同样,西方人在自己的文化形态中也形成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和伦理要求,有自己对于着装的容仪标准。这些也同样支撑着西方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尽管中国和西方所形成的这些规范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但其出发点和所起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4. 服装的形态构成
从中、西方服饰的形态上来考察,可以看出,在这方面也有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
中国的衣服虽然总体上是宽衣形态,但在这种宽衣当中,也有窄衣,如与发达的中原汉民族那种宽衣博带相比,北方游牧民族的衣服就相对较为紧窄。不仅衣身较窄,而且袖子也多是紧身的筒袖,这一点与西方发达的古罗马文化那种宽衣文化与北部日耳曼人的窄衣文化所形成的对比十分相似。
从衣服形态的进化过程上看,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革,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经历了一个从简到繁,又从繁到简的变迁过程。
5. 服装的实用功能
服装除了上述的社会功能、审美功能、容仪功能外,在人类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时,还必须具备防暑御寒的防护功能和对于人类的各种生活行动的适应功能,这就是一般说的实用功能。这是人作为生物个体生存之必需。在这方面,虽然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有许多不同,但其出发点和效果是一致的。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各国由于地理上的阻隔,使双方在历史上相互之间往来甚少。虽然早在公元前双方就通过丝绸之路有物品交流,后来又有像马可·波罗等少数传教士到中国来,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西方人,也有像郑和那样通过开辟海上通道远涉重洋,把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的。但对于西方人来讲,中国仍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对于中国人来讲,西方人也只是一个高鼻深目红毛的“蛮夷”概念,而对西方各国的具体情况所知甚少——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家门口,我们才知道自己已经落伍了。总之,20世纪以前,中国与西方世界几乎是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各自发展着自己的文化,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是必然的,这正是双方相互学习和互为补充的基础。我们在看到两者差异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两种服饰文化之间也有许多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这是两者之间相互融合,共存、共荣的基础。
当今世界,虽然经济趋于全球一体化,但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特征日益突显。我们在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同时,切不可妄自菲薄,更应该珍重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更应该十分自信地努力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独创的服饰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丰富全人类的文化做出中国人自己的贡献——这便是本文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