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继承和发展文人传统不能只讲骨子和性子，否则便只是架子和影子。围绕骨子和性子，还有一系列内容。

　　第一项内容是，与经典的关系。经典具有约束力。与经典的关系，是判断一个书法家是否真正成熟的标志。秉仁先生对书法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有着敏锐深刻的理论反思。他认为目前书法界的“普遍问题是继承不足”，因而一直用十二分努力在深入经典，《褚书阴符经》临摹已数十遍，兴犹未尽。与文人传统中的所有书家一样，秉仁先生崇尚二王，探骊得珠，所书《岳阳楼记》珠玑焕采，饶有两宋以来二王一系行草的技巧和风神，可见用工深至。他同时还强调，“改革创新，是当今的时代精神”，“反映到书法艺术，必然是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只有创新，才能可持续发展”。启功先生赏会明代文徵明，原因之一是他与同时代另一些书家相比，有自家的体段墙壁。秉仁先生亦然。他的体式略受文氏影响，还可窥见当代学王大家沈尹默的痕迹，并融铸一些由章草转化而来的简净。但他仍不满足，“因时代所限，二王一系的书法，难得见到大字，在当今书法功能已转化为纯艺术以后，就需要再加拓展”。而“二王本身是雄强的”，于是秉仁先生在已有的基础上又致力于大幅、榜书的探研，这次的展品充分显示了超人的艺术转化和笔墨创造能力。无论是丈二巨幅，还是尺八条屏，都是恣肆纵横，激越跌宕，韵意飞扬，气势夺人，深得明清大家特别是徐渭、王铎、傅山的神韵，切实体现了“笔墨当随时代”的追求。

　　第二项内容是，与“文”的关系。有论者以为：“书法本身乃是一种文字的艺术，作为文字的艺术，其线条固然能显示律动的美，可是文字的组合，也必显示为诗的美感。”（龚鹏程《文化符号学》）不是说离开诗的美感书法就不能独存，而是两者本为一体、相得益彰，其纽带是文字，其关联本天生。文人书法不能无“文”，从最基础的层面讲就是具备文学素养，虽是老生常谈，但践行者尠，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正如秉仁先生所说，是“今天书法生存的环境，特别是文化根基，如同釜底抽薪，大为削弱”导致的。当此之际，整体性地延续文人传统十分困难，但任何个体都有选择和守望的自由。秉仁先生选择了，并且诚挚地守望着。中国是诗的国度，想要在其中有所独创，殊为艰难，但是不断加强这种修养还是可能的；而且以诗书关系言，这也是坚持文人传统所必须的。作家熊召政先生认为秉仁先生属于那种“七尺皮囊盛着的全是忧患”的诗人，且看他的《六十感怀》：“壮志岂随流水逝，文心犹许素豪情。”熊召政先生举出一篇，我深以为然：

　　名楼劫后今重建，诵序登临忆子安。
　　不见落霞伴孤鹜，依然秋水共长天。
　　西山霁色虹未尽，南浦渔歌唱正酣。
　　千古华章谁续得，从来兴废铸鸿篇。
　　（《重建滕王阁赋》）

　　此外佳句如“风云纵使淘千载，不没顶天立地身”（《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赠友人》）、“国破怎堪依故垒，人贤何必设雄关”（《登长城沉思》），都极为符合范仲淹《岳阳楼记》表达的济世情怀。这正是他所反复强调的“德乃立身之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包括艺术家）普遍地关心政治，注重文化，富于历史感受、道德自觉和修身自省”这一精神的诗化表达与延伸。熊召政先生又举出其另一类纪游诗中呈现的道骨，也于我心有戚戚焉：“淘尽尘寰忧乐事，闲云自在胜沙鸥”（《游镜泊湖》）、“游人疑似蓬莱客，未到瑶池已作仙”（《九寨沟神仙池》）。这两种胸怀都深得古代文人出处的精义，穿透到“文”更深广的层面。而他不蹈前贤章句，出以自家手笔，实可谓胸次高而文采富。他的很多作品都是自作诗词，诗书合璧，允称双绝！

　　这两项内容，一项关乎书法的本体形式和韵趣，一项关乎书法的文化厚度和基座，书家每每容易顾此失彼，但秉仁先生都不肯松懈。书道中人都知道，“不松懈”是艰难的！不松懈，就是一种守望。“骨子”和“性子”固然重要，但如果缺乏本体形式和韵趣的充盈，缺乏文化厚度和基座的坚实，骨子会因为无所依凭而散落，性子会因为失去屏障而幻灭，成为荒芜平原上破碎空虚的稻草人。秉仁先生的从艺之路，由过去在政界为“馀事”，到转入书界成“主业”，上下求索，是一步一个脚印坚实地走过来的。他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沉潜反复，砻磨奋发，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均臻于超迈境界。理论上，他把立足于政治经济之智慧纳入书道，气度识见都超越凡素；在实践上，他扎实的根基固不逊长期致力于此的专业书家，探索创新的决心更是坚毅卓然。书界对他，由开始的不甚了解，到认可并讶异其书之专、其文之雅、其思之广、其气之阔，于是心悦诚服、乐与之交，正缘于他对中华文化和书法艺术这种扎扎实实的守望精神和艰苦实践。对他来说，这不仅是对文人书法传统的守望，也是对自我人生的守望，更是对民族振兴的守望。

　　传统是厚重的，尤其是文人书法传统，但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只要肯于坚持！我并无以此否定其他追求之意，当前另外两种书法发展路径———深化“碑学”传统以寻求书法自身体系内的突破，或者向西方学习以寻求与现代世界艺术接轨———也同样有价值。秉仁先生选择了坚持和弘扬文人传统，他的诚挚守望和坚卓实践，已使他无愧于自己的选择和时代的期望，从而在当代书法史上刻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