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我国书法艺术真正留下来的最早的墨迹当推书帛、书简。在此之前虽然有殷墟甲骨文、周代的钟鼎文、秦代的诏版铭文等,但都属于刻在骨甲和铸在铜器或制在陶器上的文字,墨迹是难以看到的。即使是晋唐以来的手迹,为数也是极少的,真正发现汉代墨迹,是20世纪初(1907)在敦煌一带出土了汉代木简《流沙坠简》。此后,1930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出土的汉代木简约一万枚,集为《居延汉简》甲编。1959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竹木简共469枚,集为《武威汉简》出版。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共92枚,集为《武威汉代医简》出版。1972年到1976年,在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又发现了大量汉代木简,共计两万枚,是我国历来发现汉简最多的一次。因为这些汉简大都发现在西北的甘肃、新疆一带,故称之为西北汉简。
历代的书法艺术,有相当一部分是工匠和无名的书家留下来的。《武威汉代医简》是东汉医家的手迹;《武威汉简》是出于社会下层的职业抄书人之手;《居延汉简》是汉代守卫在居延边防一带的中下层士吏和士卒所写。这些汉简的用笔自由奔放,结体富于变化,确实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生命力。
《居延汉简》中的大部分文字形态变化很大,用笔草率急就,自由奔放,无造作之感。有的若篆若草,浑然一体;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古朴,风韵飘逸。书体中篆、隶、行、草皆孕育成形,百花争艳,各具特色,形成了汉代书法艺术绮丽多姿的景象。尤其简书中的书体,一般都是民间实用和流行的体式,与士大夫的“庙堂”字是有区别的。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由于社会生活的日趋丰富,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草率急就。在《居延汉简》的书体中表现尤为明显,他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犷朴实,折锋用笔,变化流速而不拘束。
在结体上,简书从秦隶的取纵势一变而为取横势,正面取势,在单行简书中还可以看出偏左取势,以让位于波画。简书在章法布局方面,每一简虽也有行数限制,但不受界格所囿,可以变化布局。在西汉的简书上尤为明显,有纵行而无横行。到了东汉的简书,则纵横成行,排列严整。墨法上讲究质朴而豪放的气势,章法布局生动活泼,规整中又出现不规整,这也是简书中的一大创新,此种笔法一直沿用到后来的草书和行书中。
《居延汉简》的字体属于章草的范畴,用笔承袭隶的笔法,草率急就,即是隶书的速写。还有的草书,笔画更为随意自然,字形可大可小,已脱去隶书笔法,比章草更为精练,字体新颖。
从出土的汉简来看,草书的出现可以早到西汉时期,这时不仅有章草,而且已有今草的用笔和字形,虽不成熟,但可以说是开创了今草的先河,简书作了旁证。由前一种书体转化到后一种书体,总是有一个过渡阶段,而且新字体总是孕育在旧字体之中。处在汉代这样一个书体大变革时期,必然会出现各种形体的字,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看来,书体的演化不是直线前进的。这就是书体演变“源”和“流”的关系。
汉简尤其对东汉分书的影响更为直接。有敦煌和居延出土的很多简书,与东汉时期的《礼器碑》结体用笔皆相似。纯用毫端,形成了纤而能厚的流派。说明纤劲的书风早在西汉民间就已广泛使用和流传,到了东汉的《礼器碑》进一步得到提高而更加完美,形成了东汉重要流派之一。西汉末年的《武威汉简》瘦劲宽博,笔画劲健,使转流美,飒爽多姿,与东汉时《礼器碑》相类似。东汉时桓帝延熹元年的《甘谷汉简》笔画飘逸秀丽,摇曳多姿,近似《曹全碑》的风格。总之,我们从简书中可以看到笔画纵横飞动,结构自然浑成,有厚重质感的各类风格的书体,发展成为东汉工整精细,厚重古朴,奇纵恣肆的各类碑刻书体,并为后来的楷、草书体的形成奠定基础的脉络和轨迹。
汉代《居延汉简》 现藏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世纪,中国文明四大发现———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 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绵延300公里,先秦时称“弱水流沙”(匈奴语),秦汉以后称“居延”。西汉武帝时,为了防御匈奴入侵,于太初三年 (公元前 102年)派遣强弩都尉路博德沿弱水(今额济纳河流域) 两岸修筑了防御塞墙和烽火台,并修筑了若干城、鄣、关、 亭。居延古塞,是汉代交通要道 的主要防线。当年因缺水而废弃,到如今,这里又因雨水奇缺才得以保存。故居延遗址内幸存的各类文物遗存,包括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有两次重要的发掘,第一次是1930年至1931年,在额济纳河的大湾、地湾、金关、破城子等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为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管辖区内的屯戍文书,所以称为“居延汉简”。1972至1976年,又在该地区发掘木简2万多枚。是我国历来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从而使“居延”一举成为汉简的代名词。
简牍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为研究汉代西北屯戍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很珍贵的书法墨迹。简牍不仅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字的变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资料,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居延汉简》多为汉代之物,因此书体基本上为隶书章草,属于章草的范畴,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不得不追求简易速成,草率急就,即是隶书的速写。《居延汉简》用笔自然简洁,章草简册,运转流畅,衔接自然,粗犷朴实,变化流速而不拘束。大部分文字形态变化很大,自由奔放,无造作之感。有的若篆若草,浑然一体;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敦厚朴茂,风韵飘逸v形成了汉代书法艺术绮丽多姿的景象。而这些《居延汉简》多为守卫在居延边防一带的中下层士吏和士卒所写。由此可见当时书法的整体水平是很高的。
总之,秦汉之际,是我国书体各体形成的重要时期。在简牍出土以前金石碑刻书法占据了中国书法史的重要位置,自大量秦汉简牍问世以来,填补了书法史上秦至东汉这一时期的空白,使书法逐渐得到发展和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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