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法国人。1878年出生于巴黎，商人家庭。早年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等处学习，1899年往越南河内，学习并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兰西远东学院，曾数次奉命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

　　1900年，伯希和被学院派到北京购买、收集文物与图书。当时的义和团运动正风起云涌，一次法国驻北京的公使馆被义和团所围攻，正准备纵火焚烧，许多法国人隐藏于墙壁后准备还击，伯希和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开始对公馆外的义和团士兵喊话，团兵们也许是被他一下子唬住了，也许是出于对他英勇行为的敬佩，没有放火而主动撤离。由于伯希和所表现出的英勇精神，所以荣获了法国勋章。同时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混乱时期，他也利用这一时机在北京骗购了不少的文物和书籍。之后他又在中国以各种方式得到了为数不少的各类文物，如青铀器、景泰蓝以及汉文、藏文、蒙文的典籍珍本，还有大量的绘画品，这些中国宝藏分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与卢浮宫等地。

　　伯希和由于在汉学方面的天才表现和特殊贡献，1901年受聘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教授，时仅22岁，当时他已经在诸如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历史地理、汉籍目录版本、中国的外来宗教和异教派、中国佛教起源及与道教的关系等各领域均有造诣。

　　1904年，伯希和回到法国，不久又返回河内。这一时期在中亚和中国西北西域，沿丝路古道，欧洲和俄罗斯的“考察家”、“探险家”等已经展开了大量的考察、探险与盗窃文物的活动，并且都先后取得了惊人的发现与成绩。对此法国的中国学研究者，分外眼红，也不甘落后，于是组织自己的考察活动。翌年，由“中亚与远东历史、 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Emile Senart）委任伯希和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瓦扬（Louis Vaillant）和摄影 师努瓦特（Charles Nouette）一起，组成考察团。

　　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考察团离开巴黎，乘火车经俄罗斯进入我国新疆的喀什，然后他们分别考察了库车的多处石窟寺，后由库车至乌鲁木齐，最初只是在此做准备工作，然后的计划是前往敦煌拍摄洞窟，并没有听说有藏经洞之事。但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和机会，伯希和知道了敦煌藏经洞的事情。伯希和在乌鲁木齐遇到了被流放到此的一位清朝官员，伯希和在北京时认识他，但是当时他们关系并不好，而且在义和团运动中相互为敌。但是流放生活的磨难，加上伯希和也是为了疏通关系，二人在此相遇分外亲切，宿怨也早已冰释，并借酒和好。席间伯希和从这位老兄口中知道了敦煌藏经洞的确切消息，同时还从其手中亲眼目睹了藏经洞发现的唐人手稿。

　　这一消息对具有深厚汉学知识功底的伯希和来说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信息，大为惊喜，于是当即决定放弃考察吐鲁番的计划，直奔敦煌而来，一路不停，星夜兼程，生怕中间有什么意外，使他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于1908年2月12日，伯希和一行来到莫高窟前，这时藏经洞的门紧锁着，王道士不在莫高窟。伯希和并不想就此等待，浪费时间，便开始了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基本上将大部分洞窟均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同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是有史以来莫高窟第一次的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活动，也是第一次大规模拍照。这一工作由努埃特负责进行。伯希和自己则对洞窟内容和题记等文字资料进行记录。后分别以《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与《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为名多卷本出版，成了今天研究敦煌石窟的重要资料。

　　另一方面，伯希和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伯希和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和并不知道他把一大批写本出卖给了斯坦因，所以对这些洋人的坚守诺言感到满意。伯希和同样使用了金钱诱惑的办法，答应给王道士一笔香火钱。经过大约二十多天的交涉，在3月3日，伯希和就被引进藏经洞，而且还允许他在洞中挑选。这是外国人继斯坦因之后第二次走进藏经洞，不同的是斯坦因的盗宝是在藏经洞外进行的，也是由王道士和蒋孝琬协助完全的，有一定的被动性，因为是先由此二人抱出洞窟再给他看。伯希和则完全不同，自己进入洞窟，置身其中，点着蜡烛，自由自在地一卷卷详细过目（图版）。如果说斯坦因破坏了藏经洞藏经的原始面貌，那么到伯希和时则就是面目全非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仍无法知道藏经洞藏经的原始面貌，为真正的理解和解释藏经洞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着这数万件珍贵文献，伯希和在惊呆之余，立刻盘算了一番，然后下决心把它们全部翻阅一遍。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在藏经洞中，借助昏暗的烛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检着每一件写本，并把它们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的文献，他给自己订立了几条标准，即：一是要标有年代的，二是要普通大藏经之外的各种文献，三是要汉文之外的各种民族文字材料，这堆写本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得到的；另外一堆则是必要时可以舍弃的写卷。伯希和凭借自己丰富的汉学知识，以及熟悉多种语言的天才优势，加上伯希和精力过人，在藏经洞20多天时间中，他基本上对藏经洞所剩全部挑选了一遍。对此，伯希和自己在信中也有谈起：“余之展览虽极神速，然历时亦在三星期以上。开始十日，日阅千卷，自诧以为神奇，盖蛰居岩洞，每小时阅百卷，浏览典籍之速，堪与行程中之汽车比拟矣。迨十日后，而进行稍缓，盖精神困疲，尘埃塞喉，且接洽购卖，耗颇多，猛进之后，宜稍舒徐，此亦事理之常，无足怪者。然余亦不敢轻心从事，每遇一卷，即破碎不堪者，亦不率而放过，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决其无有。”“我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件主要的东西。我不但接触了每一份手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天知道，共有多少断片碎叶。”

　　伯希和挑选完毕，向王道士提出想全部得到的要求，王道士当然还没有这样的胆量，结果，伯希和以500两银子，换得了藏经洞写本的菁华，它们的数量虽然没有斯坦因攫取的多，但质量最高，说不清有多少件是无价之宝。王道士答应卖出的另一个条件是要伯希和一行严守秘密，他们的谈判也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时行的。最后，伯希和在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之后，就让努埃特带着文物的箱子通过海运回国，而他自己则带了一箱子手稿前往北京。沿河西走廊进入中原，最后在10月5日到达北京，采购图书。狡猾的伯希和知道写本尚在途中，这次来京，对在莫高窟得到写本之事守口如瓶。

　　同年12月，伯希和回到河内的远东学院。1909年5月，伯希和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从河内出发，经南京、天津，到北京购买汉籍。这时，从藏经洞劫得的大批文献已安全运抵巴黎，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于是随身携带一些敦煌珍本，如《尚书释文》、《沙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来到北京，出示给北京的中国学者，目的是买好他们，以取得在收购珍本汉籍时的帮助。6月初，伯希和先到南京，拜会了即将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两江总督端方，并且在端方所获吐鲁番出土《且渠安周造寺碑》上题了字。大概由于端方的介绍，这位年仅三十出头的西洋学者，受到了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接待。当伯希和携敦煌卷子来京后，罗振玉、蒋黼(一作斧)、王仁俊等前往其寓所抄录敦煌文献，而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如后来与敦煌学有关的王国维、董康、叶恭绰等人，都曾往观。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还有董康、吴寅臣等，其中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者。而因病未能与会的罗振玉，其时是大学堂农科监督。在招待会上，恽毓鼎在致词中，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是罗振玉。罗氏又请端方襄助，敦请伯希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伯氏如约，陆续寄到，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造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尚有卷轴约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与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议，提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八千卷购归，由大学堂购存，后因价格过昂，而转归学部。

　　伯希和在敦煌时，将重要的发现用书信的形式报告给塞纳，后编为《甘肃发现中世纪的文库》（Une bibliotheque medievale retrouvee au Kan-su）一文，发表在《法国远东学院院刊》（BEFEO）第8卷3、4期 （1908），陆翔的汉译文题《敦煌石室访书记》（载《国立北 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5期，1935）。伯希和回法国后，曾编制所获部分敦煌汉文写本的目录（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de Pelliot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罗福苌译，载《国学季刊》第1卷4期、第3卷4期；陆翔译，载《国 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6期、第8卷1期），将所摄敦煌壁画照片编为《敦煌石窟图录》全六册（1920-1924）；并和高梯奥（R.Gauthiot）合作，刊布粟特文《佛说善恶因果经》（1920-1928）；与羽田亨合作，刊布汉文《敦煌遗书》（1926）。并且在其所主编的《通报》杂志等书刊中发表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各科专家研究也带回来的敦煌文献的成果，形成《伯希和中亚探险队从刊》。伯希和去世后，法国学者编辑《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探险队所获文献资料丛刊》和《伯希和探险队考古资料丛刊》，整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和中亚资料，其中包括《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伯希和的遗稿由其弟子编辑为《伯希和遗稿丛刊》（Oeuvres Posthumes de Paul Pelliot），已出版的有《元朝秘史》、《金帐汗国历史注记》、《马可波罗游记诠释》、《卡尔木克史批注》、《西藏古代史》、《中亚及远东基督教徒研究》等。但仍有许多未发表，其目录见日本《史学杂志》第 89编10号（1980）。

　　由于伯希和等法国学者先声夺人，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居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敦煌学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对敦煌文献中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等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成果尤其斐然可喜。
（本文主要参考了《伯希和石室访书记》、《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藏经洞之谜》、《敦煌学通论》等著作。）　　　　　　　　　　　　　　　　　　　　　　　
来源：敦煌研究院

牛玉生1985年进入敦煌研究院从事壁画临摹工作，20多年以来，完成了大量的壁画临摹与复制，倾心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弘扬。图为其作品：榆林窟3窟《文殊菩萨》 143X200cm